海迪·费德勒（HeideloreFiedler）：博士，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教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化学品资深科学顾问、环境领域国际知名杂志Chemosphere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分册原主编、POPs领域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二噁英年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
费德勒长期从事POPs研究，有30年POPs学术研究和管理经验，是国际POPs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其研究领域涉及POPs产生机理、排放和控制技术、二噁英排放清单等，直负责编制和更新了UNEP二噁英排放清单计算工具包，指导80多个国家建立了二噁英排放清单，促进了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实施。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编或共同编著学术专著50余部，单篇论文最高引用超过1257次。
全球二噁英排放源
与其他 POPs 相比，二噁英从未进行过商业生产，没有任何益处和已知用途。其往往是作为残余污染物进入环境的。
二噁英主要有10个排放来源：①垃圾焚烧；②铁金属和非铁金属生产；③供热与发电；④矿物制品生产；⑤运输；⑥露天燃烧工艺；⑦化学品和消费品的生产和使用；⑧杂项；⑨垃圾处置和填理；⑩污染场所及污染关注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开放燃烧(甘蔗、森林和草地火灾)和废弃物焚烧是两个最大的单一二噁英的排放源。
根据二噁英的全球排放分布来看，排放量最高的是中国，年均排放量为10238 g TEQ（毒性当量因子）；其次是印度，年均排放量为 8658 g TEQ；排放量最低的是纽埃（位于太平洋中南部的一个岛国），年均排放量为0.56 g TEQ；再次是文莱达鲁萨兰国和萨摩亚, 年均排放量均为1.4 g TEQ。
从全球范围来看，二噁英主要排放于空气和残渣中，占比约为47%和32%，其次是土地和产品中，占比约为11%和8%，排放于水中的数量最少，占比约为2%。
如果根据收入情况来进行划分，全球五个最大的二噁英排放源均来自中高收入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年均排放量分别为10238 g TEQ、8658 g TEQ、7352 g TEQ、5340 g TEQ和4738 g TEQ，占总排放量的51%（表2）。
二噁英排放最低的国家则来源于三个收入标准组，文莱达鲁萨兰国和塞舌尔来自于高收入国家，年均排放量分别为1.4 g TEQ和5.4 g TEQ；纽埃和帕劳群岛来自于中高收入国家，年均排放量分别为0.6 g TEQ和2.25 g TEQ；萨摩亚来自于中低收入国家，年均排放量为1.4 g TEQ。
二噁英在化学、物理和毒理学方面的相关特性使它们具有高度的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并且可以发生长距离迁移，从而无处不在。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二噁英形成和释放的主要来源均已确定，化学过程和热力学过程的形成机制都已明确。
目前已有防止和减少二噁英产生的相关技术（尽管需要继续发展），国际监督管理也已建立。二噁英的防控正在向进一步避免生成、减少或消除来源的方向发展，二噁英排放源清单的质量和覆盖面也基本令人满意（需要不断更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饲料污染事件开启了全球二噁英控制的新局面。总体来看，现阶段二噁英的控制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仍需不懈努力去进一步降低二噁英的风险。
［本文系HeideloreFiedler教授在“2016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暨第十一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同意刊载。］